在家庭模式的变化和医学技术(尤其是DNA检测和人类生殖技术)发展的共同作用下，许多家庭的成员形式比起以前更加多样，有统计显示婚姻之外出生的孩子数量正在增加，导致法定父母的不确定，武汉代孕如何认定代孕儿的亲子关系已经被国内外法律所关注。目前我国学者对纯国内代孕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如从医学、社会学和法律规制等。代孕的亲子关系的研究仅限于国内的情况，对跨国代孕引起的亲子关系认定的研究，还未受到我国学术界研究的重视[1]。本文通过研究跨国代孕中亲子关系认定的复杂性和法律意义，分析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现状和困境，初步探讨了解决途径，并对我国代孕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思索。

　　一、跨国代孕父母身份的复杂性及对其认定的法律意义

　　由于世界各国在立法上对代孕的态度存在很大的分歧，而且医疗技术和代孕服务水平也参差不齐，所以一些不孕不育的夫妻、单亲家庭或者同性伴侣，为了实现拥有自己孩子的愿望，跨国代孕成为他们的选择。跨国代孕成为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全球性业务”[2]。跨国代孕的出现不但会影响到代孕儿的国籍、移民地位，也会影响到父母对代孕儿的责任、对代孕儿的抚养费用等多方面的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亲子关系的认定。

　　(一)代孕及其分类

　　代孕是指由孕母代替他人完成怀胎和分娩的行为，有两种分类:

　　第一种，按照卵子来源途径的不同，分为己卵代孕(traditional surrogacy或 partial surrogacy)与他卵代孕(gestational surrogacy full surrogacy)。己卵代孕是指卵子来源于代孕母亲。他卵代孕是指卵子来源于代孕母亲以外的第三人。己卵代孕中的代孕母亲，既是生母又是基因代孕母亲，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母亲。从委托父母的角度来讲，用自己的精子或卵子来孕育孩子，可以让孩子与代孕母亲的基因联系减少，在发生纠纷时他们获得孩子的概率更大[3]。所以为了避免更复杂的伦理问题和法律问题，其中允许代孕的国家，大多只允许他卵代孕，如俄罗斯、乌克兰、印度、以色列等[4]。

　　第二种，按照委托父母是否向代孕母亲支付酬金，分为非商业代孕(altruistic surrogacy)和商业代孕(commercial surrogacy)。大多数国家都禁止商业代孕，因为其容易涉及到剥削妇女、拐卖儿童等方面的问题[5]。荷兰、法国甚至将以牟利为目的的代孕认定为犯罪，用刑法明确限制。但是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允许商业代孕，如美国、印度、泰国、乌克兰和墨西哥等少数国家允许商业代孕[6]。

　　(二)跨国代孕下父母身份的复杂性

　　跨国代孕，根据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以下简称HCCH)在2011年的《关于跨国代孕的初步报告》中对“跨国”的界定是：委托父母(intending parents)、代孕母亲(surrogate mother)的住所(resident)或者代孕的实施地至少与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国家有联系[7]。基于代孕的特殊性，在代孕之下形成的父母身份关系十分复杂，如图所示：

　　如图，代孕关系中代孕母亲有三种：代孕母亲(生母)、基因母亲(卵子捐赠者)和意向母亲。代孕关系中父亲也有可能存在三种情况：代孕母亲的丈夫(婚生推定)、基因父亲(精子捐赠者)和意向父亲。在代孕技术运用到临床实践前，建立在自然生殖基础上的传统父母身份认定，主要是分娩和血缘相统一为基础，完全可依照子女出生的事实来确定母亲的身份，父亲身份则可通过婚生推定和否认、非婚生准正和认领的制度加以确定[8]。自然血亲亲子关系认定规则是：在分娩者为代孕母亲原则的基础上，父亲的身份是以纯粹基因来确定；法律拟制血亲的父母身份的认定：是依据收养法律行为或事实上抚养关系的成立。但是代孕情形下的父母子女关系错综复杂，传统法定父母认定的法律制度，难以应对代孕方式下产生的亲子关系问题。

　　(三)跨国代孕情形下亲子关系认定的法律意义

　　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婚生和非婚生子女的区别已被废除，国内法中将原先对婚生和非婚生子女的地位的关注点转移到了孩子出生之后的亲子关系的认定上。在跨国代孕中，该关系不但涉及代孕儿从孩子到成人的诸多义务，同时也是其法律地位中许多重要权利的来源，如身份、国籍、抚养和继承。代孕儿与父母身份关系要受到出生地国法和接受国法的双重约束。纯国内的代孕，其父母身份认定仅受该国国内法调整，这种亲子关系在法律上是稳定的。而在跨国代孕中，委托父母跨国代孕的目的，就是将代孕儿作为自己的子女将其带回其居所地国生活。委托父母作为法定父母的身份，不但要得到代孕儿出生地国法律的认可，同时还必须获得其居所地国内法的认可，否则容易出现“跛足亲子关系”，从而影响到代孕儿的诸多重要权利。

　　二、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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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